Page 372 - 一带一路——天台山与中外文化交流史

第五章 现当代中外文化交流·337·

轮船公司的接待员，说只要付 100 大洋，就可以把巴金的行李送上船。毕
修勺想这样可以让巴金轻松上船，于是掏出了 100 大洋给了他，等见到巴
金后，方知道上了当，那骗子早已逃之夭夭。以后巴金在巴黎苦读，毕修

勺在国内苦干，虽天各一方，但常有书信往来，友谊是很深的。
巴金在法国期间，毕修勺曾写信请他为《革命周报》写稿，巴金却回
信表示拒绝写，并要断绝他们之间的来往，毕修勺当时非常惊愕，后冷静

一想方明白巴金生气的原因：原来毕修勺当时和李石曾来往密切，而李石
曾是无政府主义者，此时却成了国民党的要人，巴金的生气表现了他对国
民党的仇恨，毕修勺想到这里非但不生气，而且还敬佩巴金，并暗暗地告
诫自己不能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，否则真要被老朋友唾弃了。
1935 年春天，毕修勺、巴金同住上海拉都路（今襄阳南路）敦和里，

同住的著名作家马宗融、罗世弥夫妇为使毕修勺和巴金伯伯和好如初，办
了一桌酒席，请毕修勺和巴金吃饭，经过调解两人消除误会。以后抗日战
争爆发，毕修勺只身前往武汉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主编《扫荡报》，宣传

抗日主张。此时毕修勺的心情十分痛苦，一方面他看到国民党政府中那些
假抗日真投降分子的丑恶面貌，一方面又为共产党人如周恩来（当时任政
治部副部长）坚持抗日、不畏牺牲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所折服。1938 年
10 月武汉会战撤退时，大雨滂沱，道路泥泞，国民党高官都坐汽车，任
泥浆溅行人，而周恩来却常从乘坐的吉普车里下来，扶老携幼慰问军民，

使撤离人员十分感动。毕修勺在给家母的信中说：“国共两党要员对民众
的态度反差如此之大，看来今后将是共产党的天下。”25 日，毕修勺随
周恩来坚守岗位，写好撤离武汉之前的最后一篇社论，毕修勺定名为《忍

痛别读者》，在社论的最后加了“武汉永远是我们的”这句话，并组织报
童将报纸散发到民众手里后再撤出武汉，以后毕修勺被誉为当时的报界英
雄。尽管该报后来受到国民党的牵制，但由于有一批爱国人士在办报，报
纸还是办得很出色的，为此受到巴金的敬重。
1979 年后，毕修勺尽管年老体弱，但仍忙于翻译尚未译完的左拉文

学作品，巴金的身体也不好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两人来往不多。1982
年巴金不小心骨折住华东医院，毕修勺去探望。巴金性格内向，不善表达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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