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ge 48 - 教育志（一）

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清廷因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战败，被迫签订《江宁条约》（即《南京

条约》），继又开放“五口通商”，宁波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。自此，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浙

江，在传教的同时传播西方文化。举办学校为传教手段之一。道光二十四年，英国基督教循

道公会女传教士、东方女子协进会会员爱尔德赛（Miss Aldersey）在宁波祝都桥竹丝墙门创办

女塾，开设国文、算术、圣经等学科，成为浙江最早的洋学堂，也是中国大陆境内最早出现的女

子学堂。此后，外国教会办学逐渐扩展到杭州、温州、绍兴、湖州、嘉兴、金华、处州一带。至清

末50余年间，在浙江各地相继办起小学堂、中学堂、专门学堂20余所。教会学堂的出现虽是

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，但也为浙江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形式。与

此相对应，国内原有教育遂被称为旧学，其服从于科举制度，忽略科技、文化进步的弊端日显。

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清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具有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

思想上受到极大冲击，深感旧有教育“今所习非所用，宜一切罢去”①，要求“废科举、兴学校”

和“批判旧学、提倡新（西）学，改革教育，开启民智，兴民权”的改革呼声日高。旧学至此已趋

于末路。光绪三十一年八月，清廷诏谕：“着即自丙午科为始，所有乡、会试一律停止，各省岁

科考试亦即停止”，立停科举以广学校，延续1000余年的科举制度遂告结束，被纳入科举体制

的旧式学校系统也随之被近代新式学校系统所替代。

二

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，国内提倡变法之声日盛。为振弱图强，各地有识之士均深感振兴

实学，开启民智之重要，遂有创办新式学堂之举。在浙江则有浙南学者孙诒让、山阴士绅徐树

兰、宁波知府程云俶、杭州知府林启等先贤南北呼应，率先办起瑞安学计馆、瑞安方言馆、温州

蚕学馆、瑞平化学堂、绍郡中西学堂、宁波储才学堂、浙江求是书院、浙江蚕学馆、杭州养正书

塾等新式学堂，是为浙江新式中等普通教育、中等实业教育和高等专门教育之肇始。光绪二

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清廷通令全国改书院为学堂。光绪三十一年，正式下诏“废科举，兴学堂”，

新学由此勃兴。浙江各地先后有180多所书院和一批学塾分别改成中学堂和小学堂，各类新

建学堂也与时俱增，不少祠、庙、庵、观及民宅均被用于兴办新学。其中孙诒让于光绪三十一

年任温州、处州两府学务分处总理前后十数年间，即在浙南主持创办和督办各类学堂300余

所。据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浙江省学务公所统计，是年全省计有各类高等专门学堂4所，在堂

学生666人；实业学堂14所，在堂学生313人；师范学堂（含优级师范、初级师范和师范传习

所）11所，在堂学生1219人；中学堂23所，在堂学生2430人；小学堂1822所，在堂学生6.89

万人；蒙养院1所，在堂幼童18人。至宣统三年，全省小学堂又增至2966所，内含高等小学

堂123所，两等小学堂475所，初等小学堂2235所，各类女子学堂133所，在堂学生共12.49

万人。另有外国教会办的初等、中等、高等学堂50余所。

① 〔清〕陈虬：《治平通议经世博议》卷一《变法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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