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ge 976 - 《台州市志》下册

是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以及近乎固执的止讼心态。从双方当事人争相呈递诉状

来看，裁判不但没有真正起到止讼的效果，反而进一步引发双方当事人剧烈地争
讼。管翰敖甚至声称对方“在外大言，控府控省，不肯息事。”清代一些纠纷双方由

于州县裁判不当或裁决无法执行，导致当事人连番上控于府、省的现象出现在当

时的不少记载中，如时人曾谓：“近来健讼之民，皆以府县法轻，不足威摄同辈，必
欲置之宪纲。又虑我控於县，彼必控府，我控於府，彼必控道，我控於道，彼必控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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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院，不若竟走极大衙门，自处於莫可谁何之地。” 州县衙门息讼止争的倾向无
法向纠纷双方提供具有确定力的判决，促使当事人缠讼不已、不断上诉以寻求更

大权威的支持。
在清代官方主导的负面纠纷——诉讼观之下，诉讼也可能为社会带来正面作

用这一点基本上被忽视了：民事诉讼与其解纷手段在适用上的前后相继性，保证了
民事纠纷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解决时，通过诉讼程序加以排解的终局性——此即“司

法最终解决”原则。当事人双方在没有官府司法强制力的干预，但确知有可能通过
官府的指导，并可以得到官府对协议的承认和确定的情况下，达成和解或协议的重

要性。相当数量的民事纠纷在呈递官府之前，就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了，这种
人所共知的“在法律庇护下的讨价还价”现象说明，诉讼的存在对于和解的积极意

义。也就是说，民事诉讼的存在现实地提高了其他解纷手段的适用机率和适用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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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；没有民事诉讼，其他解纷手段也将是苍白无力。 晚清黄岩纠纷调解经常失败
与缺乏制度性的民事诉讼有密切关系。因此，一个超乎民间的公共权力为纠纷当
事人提供潜在的、积极的诉讼途径，并在必要的时候成为纠纷的最终裁决者，同样

是当时社会所必须的。

三、结 语

清代州县衙门中不存在专职的司法机构及配备相应的专职人员，司法活动是
庞大的行政业务中的一小部分。司法裁判只是州县衙门的众多职责之一，清代州

县正印官的职权范围与大小直接影响了其处理民事案件的能力。据《清史稿》记
载，知县的权责包括“决讼断辟，劝农赈贫，讨猾除奸，兴养立教。凡贡士、读法、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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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、祀神，靡所不综。” 作为清代地方正印官的知县（或知州）必须承担本地大量
政务，从维护治安、救灾、听讼、劝农到教化、祭祀、除奸等各方面。这促使知县本

人实际上不可能有充分的精力置于听讼之上（尤其是裁判被视为“细故”的民事案
件）。尽管知县有幕友、佐杂的协助，但在法律名义上各项重大事务均由知县担负

· 2032 · 台州市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