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ge 54 - 教育志（一）

地坚持办学。其时，学校虽历经长途迁徙，继又僻处西南山区，但在其苦心孤诣经营下，仍在

各方面获得长足发展，并崛起成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。竺可桢就任国立浙

江大学校长凡13年，以“蕲求真理”，培养“公忠坚毅，能担当大任，主持风会，转移国运的人

才”为教育目标，施行“德、智并重，教、训合一”①的培养方式；实行民主办学，提倡学术自由，

尽力罗致大批高水平的学者教授；倡导“求是”精神，强调树立科学人生观，并以此为校训，使

浙江大学由一所原先规模不大的高等学校发展成为拥有文、理、工、农、师、法、医7个学院30

个学系的综合大学，且在教育质量、学术研究方面均在国内独树一帜，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誉

为“东方的剑桥”，不仅在当时已属国内的著名大学之一，也为日后浙江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

了重要基础。

与此同时，对学生的思想、行为管制也在省内学校日渐强化。民国16年（1927年）8月，

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《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》，学校教育活动遂以党化教育（后改

称“三民主义教育”）为中心。各级各类学校均实行训育制度，并增设党义科或三民主义科作

为必修课程，小学与初中又有童子军科之设，高中以上学校则设军训科，以冀对学生实行“党

义、党德、党纪”训练和指导。并依据党化教育要求制订学校公约，对学生的日常言论行为则

予监视，以便据以“纠正”学生思想。其时，国民党中央还向学校下发了“清党”（清除中共党

员）通知，教育部也下发了《学生生活指导大纲》，规定要“矫正学生放肆浪漫卑劣之行为，‘偏

急’之思想，‘谬误’之言论行动”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民党中央制订的《战时教育实施方案》

规定教育目的要与政治目的一致，进一步确立学校训育制度，并订定各级学校的训育标准。

其时，高等学校训育管理也依《青年训练大纲》要求，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，并在校内建立国民

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，以“一个政党（国民党）、一个主义（三民主义）、一个领袖（蒋介石）”

为纲，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统制。民国32年3月，教育部发布“防止奸党在后方进行学运”

的训令，4月又发布“防止奸伪诱惑青年之对策”的训令，规定：“各校发现思想偏激乖谬之学

生，应即考察其原因，予以适当之开导，如屡诫不悛，应即送战时青年训练团受训，并将其‘越

轨’情形通知家长或暂令休学，由家长或保证人率领回家加以训诫，待其悔悟时可令返校试

读，试读一学期经考察已悔悟，方准恢复学籍。”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又将《三民主义》和由蒋介石

署名的《中国之命运》定为高等学校学生的必读书。又在“戡乱建国”的口号下，加紧对爱国进

步学生的监视与压迫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全省各内迁学校陆续迁返原址办学，浙江教育进入战后恢复时期。但

不久全国又陷入全面内战，致使国统区物价飞涨、百业凋零。全省各类学校师生生活维艰，

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求生存”的学生运动随即兴起，当局则因此而加剧了对学校师生的思想钳制

和迫害。民国35年（1946年）6月13日，浙江大学、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等20余所大中学校在

杭州举行“反内战”集会，抗议国民党政权向美国“开放内河航运权”的卖国行径。随即省立杭

州高级中学校长崔东伯即被当局免职，私立之江大学50余名学生被开除学籍，省立杭州师范

学校、杭州私立树范中学等校也有不少学生被勒令退学或开除。但全省学生运动依然此起彼

①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：《浙江文史资料》第45辑《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》，1991年，第349页。